《说文解字》传递的文化密码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石，是世界上唯一历经数千年没有中断的表意性文字。汉字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记载着灿烂的中华文化，汉字与汉字文化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汉字文化，厥功甚伟。在汉字产生的传说与神话故事中，“仓颉造字”说影响甚广，传说中的仓颉“重瞳四目”，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对于古人来说，汉字诞生的传说可谓惊天动地。
汉字是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记录汉语、独立产生的一种本土文字，又可称为自源文字。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可视为汉字的萌芽。到了殷墟甲骨文，汉字已经发展成为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古文字阶段，一个是今文字阶段。古文字阶段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和小篆；今文字阶段包括隶书、行书、草书和楷书。其中小篆到隶书的转变，是最大的一次系统变化。从隶书开始，汉字的造字意图变得模糊，汉字的可解释性减弱。在汉代的经学发展中，今古文学派论争激烈。今古文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歧是今文学派学习的经学著作是用隶书书写的，古文学派的经学文本则来自战国文字。东汉时期许慎为了弘扬古文经学派，写作了《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一书。
《说文》系统整理了秦汉时期留存的小篆，并做了系统讲解，成为汉字学的奠基之作，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不朽名著。《说文》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从全世界的范围考察，《说文》也是出现最早的、系统合于科学精神的、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的字典。”（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诚如姜亮夫先生在《古文字学》一书中所说：“汉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和汉字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同时，以《说文》为中心的汉字文化也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
中华书局影印本《说文解字》
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有什么独特性质？汉字的一笔一画是怎样体现意义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一个叫字典、一个叫词典？《说文》中的小篆字头有9353个，《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当代的《汉语大字典》则收字约56000个，从《说文》小篆至今，汉字数量增加了好几倍，这些成千上万的汉字之间有没有内部联系？《说文》中的小篆字形是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其实都可以在《说文》中找到答案。
《说文》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后来的历代研究著作有几百种之多，进而形成一门学问叫“许学”，或者叫“《说文》学”。对于《说文》的价值和意义，古今很多大学者都有论述。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此千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段玉裁指出《说文》归纳了部首，系联了汉字，发现了汉字内在规律性，这在汉字理论上具有极大价值，它不同于《史籀篇》那一类的识字课本。清代考据大家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也提到：“文字当以许氏为宗，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此后近现代的很多大学者无一不强调《说文》在研治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说文》确立了汉字的性质，描写了汉字以义构形的原则，展现了分析汉字的基本方法，奠定了汉字学的基础。《说文》是解读古文字的桥梁，了解今文字的关键。《说文》及其包含的汉字文化内容丰富，理论全面，对后代影响深远。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来介绍《说文》的文化价值。
2月4日，小朋友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体验竹简制作。新华社发
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
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分为两大体系。根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说法，世界上的文字只能划分为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两种。英文和汉字在文字性质上是不同的，英文属于表音文字，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用通俗的话说，英文是“听”的文字，汉字是“看”的文字。两大文字体系的划分是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出发的。任何文字都在记录语言，都有形音义，不过文字的音义是从语言中接受下来的，而唯独形体是文字独有的。文字就是用形体来记录音义。人类的有声语言有音和义两个要素，文字只能从中选择一个要素作为构形依据，即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或者是语义，或者是语音。两种文字体系的划分正是基于文字构形的依据来确定的。
比如汉语“看”这个字，可以用英语“look”对译。“看”和“look”各有其形音义。其文字性质差异表现在，汉语中“看”字在形义之间具有可解释性，它是一个“上手下目”的会意字。而英语中look的形体只是字母构成的一组发音，无法分析其形义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有一种把汉字当成会意字的思维惯性，这正是由于汉字的性质本身和我们识读汉字习惯的互动而造成的。早在《左传》中就有对汉字形体的解释，如“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等。宋朝的文学家王安石也有一本书叫《字说》，多用会意的方法解释汉字，不过其中很多说法实际是站不住脚的。今天也有人喜欢用会意的方法解说现代汉字，经常把形声字当成会意字来解释。不过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这些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习惯于用会意来解释汉字的文化心理，这恰恰是汉字表意性质的体现。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质，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来了解汉字记录的词义。但不能根据现代简化字，而必须追溯到小篆，甚至更早的古文字形体，来寻求古人最初的造字意图。
汉字表意性质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英文是在一个维度上使用字母组成单词的，而汉语可以让构字部件在两个维度上造字。如英文单词culture，其形体是每个字母的线性排列，即c-u-l-t-u-r-e，不可能将字母上下或穿插等排列在一起。而汉字部件的排列则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如“日”在构字时，既可以与“木”这个部件组成上下结构的“杲”“杳”，又可以穿插在“日”中组合成“東”（东），还可以与“青”组合成左右结构的“晴”等，汉字的这种部件排列方式与英文字母的一个维度的线性排列迥然不同。
汉字的不断发展演变
在数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中，汉字以其特有的超地域、超方言的作用和艺术魅力，为记录汉语、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学习汉字不仅要掌握汉字的结构特点，同时要了解汉字形体演变的历史和规律。从殷商到今天，汉字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内容众多且复杂。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汉字形体演变的历史可以秦代为界限分为古文字阶段和今文字阶段。两个阶段的最大变化就是小篆到隶书的变化，通称“隶变”。
隶变，是汉字最大的一次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变化至少有两点标志性意义：第一，隶变之前的小篆，加上更早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基本保留着汉字造字意图。古人为什么造一个字，字的形体是可以解释的，而到隶书以后，不少汉字的造字意图就难以找寻到了。第二，隶变之前，汉字书写的单位是线条，隶书之后，笔画形成了。现代汉字的点、横、竖、撇、捺、折、钩等笔画是隶书才有的。小篆没有这些笔画，也就没有后来的笔顺概念。研究《说文》就能比较容易了解这一变化。
图1
如“光、赤、尉、煎”等字，今天一般人几乎不知道这几个字其实都包含“火”的偏旁，但在小篆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小篆“光”字的构形是“人”上有“火”，表示手举火把，代表光明。《说文·火部》：“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说文·赤部》：“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小篆“赤”字从大从火会意，表示大火那种红彤彤的颜色。小篆“尉”字是熨斗的本字。邵瑛《群经正字》：“今俗又加火作熨。”《说文·火部》：“尉，从上案下也。从（见图1），又持火，以尉申缯也。”大意是，“尉”是从上面按压下面，从“（见图1）”（平），“又”（手）里拿着“火”，表示用火来按压、伸展丝帛。小篆“煎”字是形声字，“火”在下，为义符。《说文·火部》：“煎，熬也。从火，前声。”
又如今天的“春、泰、舂、奉”等字，上半部分看起来一样，其实在小篆中完全不同。小篆“春”字的字形上面是“艸”，表意，中间是“屯”，表声，下面是“日”，表意。字形用太阳升起、草木生长表示春天。小篆“泰”字的字形上面是“大”（太），表声；下面是双手捧水，表示顺滑。小篆“舂”字的字形上部是双手持杵，下面是“臼”，合起来表示捣米脱壳。小篆“奉”字上部是一串玉石类的礼物，下面是三个“手”字，表示恭恭敬敬将东西敬献给他人。所以要想了解清楚“春、泰、舂、奉”的古代构形理据，不追溯到小篆是很难说清楚的。
从古至今，汉字形体变化的基本趋势有三个方面：简化、分化和规范化。林沄先生《古文字简论》曾专门谈到这一问题，在座的有兴趣的可以参阅。
汉字历史悠久，加上使用人数众多，除了文字系统的变化外，作为个体字符，也有使用中的变化，有一部分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写法，主要有三种情况，即古今字、异体字和繁简字。此外，从上古开始人们就有书写别字的情况，即所谓通假字。以上所说的几种情况都是汉字发展中出现的现象，对古籍阅读都会带来影响，需要加以重视。这些都是汉字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另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汉字是有严密体系的符号系统
汉字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出现的字形成千上万，这样的符号能够为人所使用，肯定不是杂乱无章的。因为对于人的大脑来说，越是有规律成系统的东西越方便使用和记忆。不过，作为符号系统，汉字却不像字母文字那样看起来简洁明了。
对汉字系统的认知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实从《说文》开始，许慎就已经确认了汉字的系统性，他使用540部首联系起9353个小篆。但汉字的这一特征要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识并不容易。其实，认识到了汉字的系统性，汉字的学习和掌握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了。
汉字构形是一个系统，学习汉字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掌握汉字构形系统。王宁先生在许慎《说文》“六书”学说基础上，提出了“汉字构形学”理论，认为不同时代的汉字都有各自的内在系统。从甲骨文至今，汉字的基础构件或称基础符号大致是稳定的，有三五百个。而《说文》的部首有540个，这些部首大多是基础部件。成千上万的汉字像搭积木一样，由这些基础部件组装起来。汉字构形学一开始就是基于对《说文》小篆的研究。小篆中的形声字已经占到85%左右，通过对小篆形声字的研究可以基本弄清小篆的系统性。李国英教授所著《小篆形声字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籁”字，可以先拆分成竹、赖。“竹”已经是具有造字意图的最小单位，不必再拆分，再分就成了笔画，没办法解释了。“赖”从贝，剌声；“贝”不用再分，“剌”可拆分为从束，从刀；“束”可分为从木，从口。如此下来，经过四次拆分，可以得到竹、贝、刀、木、口五个基本构件。它们在其中或表音或表意，用在造字时的不同层次上。数以万计的汉字都可以进行这一拆分与组合。
从许慎发现汉字的系统性至今已经快两千年了。认识到汉字的系统性是极为重要的，这对于汉字教学、汉字研究以及汉字的信息化处理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汉字与汉语密不可分
从清末至近代时期，还出现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切音字运动”。从时代背景来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积弱积贫时代。很多爱国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其中就有一些学者将落后的原因归结到汉字上，进而要求废除汉字，改用切音字即字母文字。钱玄同、鲁迅都有类似的言论。还有一些学者反对这种观点，章太炎于1908年发表了《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反对要求废除汉字使用万国新语（世界语）的主张。自清末民国开始，切音字运动一直延续到现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汉字无法改成拼音文字。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适合汉语。汉语中同音词太多，如果改用拼音文字，必将在书面表达上出现很多麻烦。语言学家赵元任于1930年代在美国写了《施氏食狮史》一文，这是一篇同音文，收录在《语言问题》一书中。文章原题《石室施士食狮史》，同时赵元任还用英文写了一篇说明，标题为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 Eating Lions 。全文每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1960年，《施氏食狮史》被《大英百科全书》收集在有关中国语言的介绍中。原文如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如果用拼音写下来，通篇只都使用的是“shi”，这就容易造成阅读的障碍。汉字每个单音节（包括声调）平均承担四五十个以上的词。如果只使用拼音文字记录汉语，那么书面汉语的阅读将会麻烦重重。比如，我们平常问人的名字，如果对方回答说他叫lǐ hóng，那么他的名字到底是哪个hóng？是红色的“红”，还是彩虹的“虹”，抑或是鸿雁的“鸿”、洪水的“洪”、弘扬的“弘”？
从汉字与汉语关系的角度看，《说文》最有用之处就是帮助我们寻找汉语词汇本义。而找到本义，汉语词汇众多的意义就如同有个头绪，可以通贯起来，容易为我们掌握。同时，汉字构形构意的分析对于积累词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际”今天有“交界处、边缘、会合、交际、接近”等意思，这些意思是怎么来的？《说文》“际”在《阜部》，意思是“壁会也”，即两墙的接缝。明白了“际”的这个本义，对于那些引申而来的其他意思就非常容易理解掌握了。再如有人不清楚“救火”一词的来源，说要是把火“救”了，那“火”不是越来越旺吗？《说文·攴部》讲：“救，止也。从攴，求声。”“救”的本义是“制止”。《论语·八佾》说：“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这段内容是说，当时只有周天子和诸侯国君才能到泰山祭祀，而贵族季氏却准备到泰山祭祀，这是明显破坏礼制的，而孔子学生冉有当时就在季氏那里做事，所以孔子询问冉有：“你难道不能制止他吗？”冉有说：“不能。”“救”由制止义又引申出拯救、挽救、救援等意思。
可见汉字的性质是由汉语的性质所决定的，汉字适合汉语。研究汉语离不开汉字。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也无法完全照搬印欧语系等语言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汉字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汉字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从历史上看，《说文》这一部书的出现，本身就与当时经学发展和斗争密切相关，属于文化辩争的成果。
汉代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通行的经学读本是所谓“今文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大批儒生隐遁，天下图书除了法家与一些方术类书籍等，其他大多被焚毁，敢有私藏图书的会被处死。到了汉朝初年，汉惠帝废除“挟书之律”，汉文帝和汉景帝则以重赏鼓励民间向朝廷献书。当时汉代搜求图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靠口耳相传，二是辗转得到的古本。关于口耳相传，古人读书特别重视背诵，所以很多人能记住不少古书文本，这些书在秦始皇时有用战国文字记录的，也有用小篆或秦隶记录的。到了汉隶，更加简便和符号化。如《尚书》的今文本就是秦博士伏生所传，据说是晁错受朝廷派遣前去济南记录得来。这样记录下来的《尚书》自然是隶书的本子，这样得来的经书就是今文经典，传授这些经书的人被称为“今文学派”。古文经书则大多是在此前焚书时幸存下来的，有的随葬在墓中，有的藏在墙壁中，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壁中书”。这些古文经用“蝌蚪文”写成，其实就是战国文字。这样得来的经书就是古文经，研究并传授这些经书的人被称为“古文经学”。
在汉代，今文经学占据主流，古文经学没什么影响，但古文经学家刘歆等上书朝廷要求在朝中立古文经博士。于是引起今文经派的反对，古文经派还认为今文经学用隶书讲经典，出现很多错误。而今文经派则说古文经是伪造的，这样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长达两百年之久。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的《说文》正是为了弘扬古文经学而写的。古文经派的人十分重视文字释读，要求在正确识字的基础上讲解经书。所以说《说文》本身就是经学争鸣与文化辩论的成果。
《说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学者们很早就加以关注了，从程树德《说文稽古篇》开始就不断取得成果。关于“汉字与中国文化”这一命题，王宁先生在《汉字六论》中明确提出应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一是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事项，从这样广义的角度可以观察《说文》小篆与其他文化项如政治、教育等的关系。二是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表意文字系统，其在记录汉语词汇意义及构形时所记录的中华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王宁先生说：“从汉字来观察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通过典籍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来了解中华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经济和观念制度的大问题，而汉字的形体构造中存储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到一些琐细而具体的细节，是对历史文化宏观问题的印证和补充。”从这个角度看，进一步通过《说文》小篆形体的分析，探求汉字构形取象、构形发展、分化孳乳等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进而探求先秦文化思想，还大有可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赵学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担任中国文字学会理事、陕西省语言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国际教育等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完成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地区戏曲歌谣语言文化研究”，担任首席专家。现主持2020年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港澳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研究”、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港澳地区多语多文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课题“《说文》文本的现代阐释与海外传播研究”。出版学术专著《战国东方五国文字构形系统研究》《〈韩非子〉同义词研究》《说文部首通解》等。
转摘自：《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5日 10版）
来源：甘肃语言文字工作